作者：王斯敏

 1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小礼堂。在来自全国近百位智库界代表的见证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撰写的《2015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同场发布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团队编制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两份报告均给出了2015年度智库排名。依照撰写方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诸多智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审视、逐项评析，之后加总分值，在整个智库“座次表”中得到自己的排名。讨论很快随之而起。相较于对排名情况的关注，学者们更倾向于谈论“智库评价与排名”本身。这项行为究竟有无必要？现有的评价体系是否科学适用？应当如何改进评价方式？在次日上海社科院、光明日报《智库》版等主办的研讨会上，智库人各抒己见，深度交流。

1. 衷与目标：

“搅动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视来发展智库”

“这是我们发布的第三本中国智库评价年度报告。参照麦甘的方法，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指标体系，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黄仁伟介绍了《报告》出台情况。他坦承，每年发布《报告》，都会引来质疑，有人比较极端，认为“搞排名就是表面热闹，没有必要”。

究竟是“表面热闹”还是有其价值？绝大部分智库专家选择了后者。

“智库评价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促进了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多人此前对‘智库’没有明确概念，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身份，就会主动按照国内外智库规范去运作，去发展，完成从传统‘研究机构’到现代新型智库的角色转换，资政建言的自觉性得到强化与提升。”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认为。

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持类似观点：智库排行榜的最大价值在于催生了中国新型智库的行业自觉，并通过设定指标的形式引导智库发展方向。“每个排行榜推出，一定有自己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对公众的影响力、在行业内的影响力，都会在这些指标中有所反映。而评选出的位列前端的智库会被视为标杆，为行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他指出，对一个成熟行业而言，领军机构应该相对稳定但有所变化，有优胜劣汰的进出机制，这样才能使智库行业既成熟又有活力。

“排名的意义还在于，能够提升智库的社会公众认知度、认可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对此深有体会：智库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而这同样是智库现状的一块“短板”。“时至今日，很多行业、很多人对‘智库’的认识还是浮于表面的。通过排名榜单吸引其注意力，给他们一个正确印象，有助于形成推动智库发展的良性外围环境。”

评价必不可少，还必须科学适用。从翻译介绍麦甘版《全球智库报告》，到连续三年推出中国自己的智库评价报告，上海社科院这一先行者始终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评价体系。在其带动下，今天中国的智库评价已经日趋多元化。

“我们当初做智库排名，就是想搅动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视来发展智库。”智库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报告》开创者王荣华回忆。他认为，麦甘版智库排名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智库的触动与提醒，使我们在埋头研究的同时有了“抬眼看世界”的意识。然而，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智库排名领域树立中国标准、发出中国声音，进而拓宽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发展之路。

“凡是排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鞭策，时时刻刻对照提醒、勉励自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表示。在他看来，只有每家智库都瞄准更高水准不断提升自我，中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大国”，进而冲刺“智库强国”。

2. 边界与标准：

“正视排名中的难点与短板”

尽管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下了很大力气，黄仁伟和他的团队仍然承认：在具体评价过程中，尚存在不少困惑与难题。

“首先是操作方法的科学性。”黄仁伟介绍，《报告》参照麦甘调研模式，面向全国智库及专家发问卷“海选”，由课题组制定供筛选的智库名单，请收到问卷者依据各项指标打分、排名。但如何保证所有有资格参评的智库都已被纳入名单，仍有待改进与破解。

与此同时，评审者视野的倾向性、局限性也对投票公正程度有着很大影响。存在“中央一级智库打分不积极、地方智库积极踊跃；对不了解的专业性智库打分很低，对熟悉或重视的智库‘高看一眼’”等现象。

多位学者指出，此类弊端集中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智库评价今天所采取的方法多为主观评价，过于依赖专家，主观印象比重太大，缺乏基于客观数据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

“要做到客观严谨，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建立智库普查数据体系，把智库机构、智库专家、智库成果、智库活动等用客观数据来描述清楚，然后运用特定的算法计算结果。这样，即使在专家打分环节，也可以提供相应数据供其参考，提高科学性。”李刚认为。他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正在做此尝试，期待年内有所突破。

除了方法上的差异，智库概念的界定、参评智库机构的选取也是争议焦点之一。专家们指出，无论是上海社科院《报告》还是2015年涌现的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4》，都存在着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视为一家智库参与评分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排名的公正准确有所影响。

“例如高校，主要职能还是教书育人，智库只是其肩负的职能之一。从具体机构来看，高校的大部分学院、系别等也是教学科研机构。将高校整体作为智库排名，确有不妥之处。”沈国麟认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国力等专家指出，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型智库与中小型、专业化智库放在同一平台上打分评价，很难凸显后者的专业化、特色化优势，而前者一些非智库功能在社会各界影响显著，会对打分带来一定的偏向性影响。如何改进，需要在“细化分类分层次的智库排名”方面下功夫。

一个公认难以克服的症结，是智库影响力，尤其是最核心的决策影响力如何判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由于智库成果很多以内部报告、国家或部委委托课题方式上交，既不可公开发表，也难以掌握领导批示、决策采纳等反馈情况，因而给评价带来了很大困难。王荣华表示，即使困难，也要通过多层次沟通寻求解决之道，“正视排名中的难点与短板，通过理论创新、手段创新来不断推进”。

3. 改革与创新：

通过评价体系促进中国智库“强根基、提质量”

办法总比困难多。如何建立并改进中国智库评价体系？以上海社科院《报告》为样本，专家们精研细思、纷纷建言。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面前的《报告》已被标记得密密麻麻。尤其是“指标体系”一项，他几乎逐条分析，提出建议。

“决策影响力里，对区域性智库不应强求国家级领导批示，应按其服务对象层级确定；学术影响力中，应加入‘创新性思想’一项；社会影响力方面，能否加上一个‘议程设置能力’指标，即某智库能否提出一个话题，引起全社会讨论；国际影响力方面，增加英文文章发文数量指标。”

高国力提出三项建议：决策研究离不开理论和学术的支撑，应该在指标体系中给予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一定权重；在进一步完善总量指标的同时，引进人均指标，即把人均承担课题数量、人均完成成果数量等作为打分的重要依据，这样有助于调和智库规模大小之间的矛盾，使得研究水平更具有可比性；测算智库人员数量时不应局限在每个智库现有的固定人员，而应考虑智库“小核心，大外围”的特征，把长期聘用的兼职人员数量计入其中。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呼吁，在评价导向上要摒弃数量扩张思维，重视“精品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要建设我们中国的‘罗马俱乐部’，有自己的一套‘专业功夫’。”他同样关心的是，智库评价必须破除“唯批示论”误区，重视智库的思想性贡献与理论创新。

决策层是智库主要的服务对象，在评价中是否能够适度引入决策层意见？这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务委员刘靖北、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副主任刘西忠共同关注的话题。刘靖北建议，可以发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的学员优势为打分提供组织帮助，“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各级决策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智库开始承担起政策评估的新职能，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施行效果提供了有效监督。田琳琳就此作出提示，希望今后的智库评价体系中对“政策评估”效能予以重视，增加相应指标。

“我建议更多地依靠大数据的力量，在排名打分的同时，开发智库建设指数类产品，及时反映智库发展趋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闫晶表示，愿发挥集团优势为此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群策群力，智慧激荡。黄仁伟表示，今后将吸纳多方意见，尽力完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例如，降低‘海选’权重，更加注重同行评议；请各智库自行提供关键数据，增加客观性。”

对智库评价与排名的高度重视，折射出的，是对智库建设如何“强根基、提质量”的深思远虑。“比智库排名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实力，是智慧，是贡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的话一语中的，也道出了中国智库齐心协力向前迈进的价值追求。(本报记者 王斯敏)

智库评价排名体系：在争议中发展完善

作者：朱旭峰

目前的智库评价排名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普遍的是智库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评价排名方法论缺陷等问题。

智库的界定标准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不能将智库的概念无限扩大化。

虽然当前的智库评价体系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我们不能否定智库评价排名体系的社会贡献。

随着新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的不断涌现和相互竞争，智库评价排名机构将会逐渐找到自己的特色概念和增长点，形成细分市场。

智库评价排名报告能够迅速提升报告编制机构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因为智库排名体系总是能够赢得关注和欢迎。一方面，每家智库都希望获得更高排名。那些名列前茅的智库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宣传自己的领先地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起初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版《全球智库报告》不屑一顾，但被该报告多年排名为“美国第一智库”后，他们已把这个成绩挂在了网站的显著位置。另一方面，公众的眼球总是更容易被简明扼要的排名所吸引，因而每次智库排名的发布总是能吸引大量媒体的跟踪报告。这种高曝光率也让编制智库排名报告的研究机构（他们本身也是智库）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像《全球智库报告》这样的智库评价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年度已经发展到在全球80多个地点同步发布的规模。

但是，对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也是一项需要勇气的工作，这是因为，它们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对智库从业者来说，评价体系永远无法让每家智库都满意。那些未能如愿上榜或排名低于自己预期的智库总会愤愤不平，公开或不公开地指责评价体系的各种不科学不合理。而在专门研究智库问题的专业学者眼中，无论设计者们制定了多么理想的评价程序，多么复杂的评价指标，邀集了多么广泛多么权威的评审专家，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也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特别是，如果评价者希望将全球各国智库用一个排名体系“一网打尽”时，智库排名和现实之间的先天矛盾更是无法调和。正如德国汉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帕瑞克·克勒纳撰文指出，目前的智库评价排名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普遍的是智库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评价排名方法论缺陷等问题。

智库评价体系第一个主要争议是智库组织的界定问题，也就是将哪些机构纳入智库名录。很多人都知道，英美学者传统上将智库限定为独立于政府政党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英美主要智库问题专家将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国后，他们发现如此狭隘的智库定义已经无法满足多样化智库发展模式的需要。事实上，首次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08》就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列为智库的一分子。该报告在2015年专家问卷中，甚至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列入政党型智库的候选名单。可见，智库的界定标准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智库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如今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里经常出现一些并不具备“政府外脑”这一智库基本属性的组织。例如，在《全球智库报告》里提及的一些“智库”其实是全球性倡议组织；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其实是一个国际合作组织；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会其实是德国一家向基础科学机构提供服务的学会。在国内的一些中国智库报告里，我们经常能见到诸如自然之友这样的NGO组织，以及一些专业协会、商业管理咨询公司甚至企业联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也常被作为智库整体看待。虽然这些组织也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职能，但必须明确，并非所有试图影响决策的机构都可以被视作智库。

智库评价体系的另一个主要争议是如何评价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影响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很难证实智库是否真的对决策者产生了实际影响。英国著名智库问题专家戴安·斯通就曾评价道：即使我们能够证实撒切尔夫人经常向亚当斯密研究所咨询，布莱尔首相也听得进费边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建议，我们也不能证明英国首相们确实是因为听了智库的建议而做了某个决定。美国智库的评价者一般用智库专家出席国会听证会作为评价指标。但是，即使智库专家被邀请出席听证会，也并不意味着专家对国会决策真的产生了影响。因此，智库评价者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将“智库影响力”的概念简化为“有助于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而那些对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技术性批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逻辑环节。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找到反映不同国家智库影响政策程度的普适性标准。已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指出，美国政府基本靠政策备忘录运行，如果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官员在给总统写备忘录时面前恰好放着你的研究报告，假如他们又恰好将你的分析和观点写进了备忘录，那你就有了影响力。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领导批示可能是证明智库发挥了影响力的标志性行政事件。可见，由于各国的政治运作大相径庭，体现智库影响力的直接证据在各国存在相当差异。

值得指出的是，智库影响力不只是针对决策者而言。智库的社会倡导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最终的政策影响，不仅很难衡量，而且在各国也并不一致。在美国，媒体影响力较大，所以智库影响了媒体就能够间接影响决策。相对地，中国智库借助媒体间接施加于政府决策的影响虽然还比较弱，但正在逐渐增强。

虽然当前的智库评价体系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我们不能否定智库评价排名体系的社会贡献。首先，智库评价排名被媒体广泛报道，能够促使全社会，包括政府决策者和普通公民普遍熟知并接受智库这类新兴社会组织。其次，智库评价排名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公认的价值体系，如追求影响力、保持独立性、提高研究质量。这些价值共识促进了智库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再次，智库评价排名的兴起促进了智库之间的竞争，智库的资金资助机构也能够通过参考智库排名来评估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最终提高决策者对智库的鉴别能力。最后，智库评价排名报告本身也是一类智库研究产品，多套智库评价体系共存能促进智库评价排名报告之间的质量竞争，推动智库科学评价和智库理论研究的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一直在进步和完善。这些年来，首度推出就饱受争议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通过不断细化排名子系统、扩大专家库规模、增加提名评审轮次来提高报告质量。上海社科院在借鉴《全球智库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推出《中国智库报告》，并在2015年度的报告中根据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方案，更新了自己的智库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特意没有将自己列入，以体现公正客观。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4》分别从丰富影响力概念内涵、客观测量可观测指标、吸纳港澳台智库成员等方面做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目前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还不成熟就低估它们的发展前景。

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内外大多数智库评价排名报告都以“智库影响力”为基本标准。随着新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的不断涌现和相互竞争，智库评价排名机构将会逐渐找到自己的特色概念和增长点，形成细分市场。智库评价机构应拓展思路，寻找更有价值的评价标准。例如，评价智库影响力和智库声誉就可能需要设计出完全不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价程序。一方面，评价机构可以重点考虑智库有特色的行为作为评价排名的标准。例如，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智库十大事件”就属于此类尝试。去年，英国一家专门关注智库的公益网站“onthinktanks.org”推出了一项最佳数据可视化使用智库竞赛，以奖励在国际上使用新兴数据可视化和传播技术来推广其政策思想的优秀智库。另一方面，评价机构还可以以现有的智库报告数据库为基础，对国家或地区进行评价。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两名学者去年在《全球智库报告》的基础上，设计了“国家智库效率指数”。又如，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去年在结合《全球智库报告》和其他60多个国家层面数据库的基础上，推出“国家软实力排名”。这些思路和尝试都是智库评价排名体系可能的发展方向。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